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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y 南阳飞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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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阳飞越, on December 2, 2008, said:
冯友兰（1895.12.04～1990.11.26），字芝生，河南南阳唐河人。1912年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，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，1919年赴美留学，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。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、广东大学、燕京大学教授、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。抗战期间，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。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。1948年末至1949年初，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。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、印度德里大学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。1952年后一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。 1923年夏，冯友兰以《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》（又名《天人损益论》）顺利通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答辩，获哲学博士学位。是年秋回国后，沿博士论文方向写成《一种人生观》。1924年又写成《人生哲学》，作为高中教材之用，在这本书中，冯友兰确立了其新实在主义的哲学信仰，并开始把新实在主义同程朱理学的结合。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，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，分别于1931年、1934年完成《中国哲学史》上、下册，后作为大学教材，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。 从1939年到1946年7年冯友兰连续出版了六本书，称为“贞元之际所著书”：《新理学》（1937）、《新世训》（1940）、《新事论》（1940）、《新原人》（1942）、《新原道》（1945）、《新知言》（1946）。通过“贞元六书”，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，使他成为中国当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。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冯友兰学术思想的转型期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冯友兰放弃其新理学体系，接受马克思主义，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。著有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第一、二册、《中国哲学史论文集》、《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》、《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》、《四十年的回顾》和七卷本的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等书。 《哲学家指南》的20世纪的中国哲学家中收录冯友兰。 冯友兰先生20世纪40年代的哲学史作品是《中国哲学简史》，这是一本深入浅出、出神入化的书。每次看都使人觉得精神很清新，把中国哲学的精髓用很简单的话语表现出来，是很好的一本书。 2 冯友兰的《中国哲学简史》 冯友兰的《中国哲学简史》本是为西方读者了解中国哲学而用英文写就的，后有“法、意、西、南、捷、日、朝、中文译本”，且出版后几十年来，“一直是世界各大学学习中国哲学的通用教材。”据说在西方大学中，凡开设中国哲学课程的，冯友兰的《中国哲学史》是第一本必读之书。这样一本书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已自不待言，而尤为可贵者，其对于今日中国的读者亦不失为一本教益丰厚的文化经典。李慎之先生常说：“中国人了解、学习、研究中国哲学，冯友兰先生是可超而不可越的人物。”其依据之一就是冯先生的《中国哲学简史》。之所以如此，我想有如下原因：1﹒书小容量大。与冯先生四百万言的著作相比，二十三万言的《简史》，不可不谓“小”，然而它又是“冯先生的哲学与哲学思想融铸的结晶。”冯先生在该书的自序里也说，此书是“小景之中，形神自足，非全史在胸，易克臻此。”故可谓，“择焉虽精而语焉尤祥也”。2﹒视野开阔。以一本篇幅有限的哲学史专著，打通古今中外的相关知识，虽是蜻蜓点水，仍不失哲人洞见。特别是作者对现实问题的怀，颇具“读书不忘救国，救国不忘读书"的爱国风范。3﹒文体杨晓。许多读者都有同感：读冯先生的书，你或许不同意他的某些观点，但你绝不会不明白他的观点。西人言，文体畅晓，其智乃见（Brevityisthesoulofwit）。综此三者，冯友兰先生的《中国哲学简史》恐是学习中国哲学，特别是中国哲学史的最好选择之一。 3 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总结部分 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总结部分写的十分简明扼要。这个总结部分，在我看来所有学中国哲学的人都应该注意。虽然写的很短，但是这位哲学老人显得很自信和乐观，正是他伟大的遗言和对中国哲学的伟大预言。《中国哲学史新编•自序》中说：“中国是古而又新的国家。《诗经》上有句诗说：‘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。’旧邦新命，是现代中国的特点。我要这个特点发扬起来。 这个“总结”很重要，可视为冯先生的“晚年定论”，无论功之者，罪之者，都能从中体会出很多东西。冯先生说过，他是用生命写作的，那么，《新编》的“总结”可说是生命的最后结晶，它不仅是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的总结，而且是冯先生哲学思想的总结。 4 冯友兰《中国哲学史》审查报告•陈寅恪 窃查此书，取材谨严，持论精确，允宜列入清华丛书，以贡献于学界。兹将其优点概括言之，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，其对于古人之学说，应具了解之同情，方可下笔。盖古人著书立说，皆有所为而发。故其所处之环境，所受之背景，非完全明了，则其学说不易评论，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，其时代之真相，极难推知。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，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，欲藉此残余断片，以窥测其全部结构，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，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，始可以真了解。所谓真了解者，必神游冥想，与立说之古人，处于同一境界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谐，表一种之同情，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，而无隔阂庸廓之论。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，与今日之情势迥殊，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？但此种同情之态度，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。因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，或散佚而仅存，或晦涩而难解，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，绝无哲学史之可言。然若加以联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，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：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，所居处之环境，所薰染之学说，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。由此之故，今日之谈中。国古代哲学者，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。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，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。其喜论愈有条理统系，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。此弊至今日之谈墨学而极矣。今日之墨学御制诗免，颇疑其有所为而发1此事因难证明，或亦闻寅俗承命审查偶君之作，谨具报告书，井陬著推论之余凭据鹳中☆哲学臾上册审查报告撰与时代性有关，斯又利用材料之别一例也义放后，以求教正焉。（原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一九三零年本） 5 冯友兰的《三松堂自序》 冯友兰于1981年，以86岁高龄口述完成的《三松堂自序》，1984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后，引起较大反响。由于绝版多年，书肆间很难访觅其踪，所以此次重印，无异新作，理所当然地备受人们关注。这本老境之作在冯友兰的著述系列中有著特殊的意义：其一，对自己一生经历和他所生活的时代都有生动的记述，即作者自言的“忆往思，述旧闻，怀古人，望来者”，使我们全面了解其人其事；其二，作为卓然自成一家的哲学家，这里描述了自己的学术道路，剖析了学术思想变迁，按照“知人论世”的古训，读其书者不可不先读这本《自序》，亦即作者所言：“非一书之序，乃余以前著作之总序也。世之知人论世、知我罪我者，以观览焉。”其三，《自序》可看作一部“忏悔录”，对自己在过去三十年间接受批判、自我批判、改造思想的过程中，放弃独立思考，人格上失去自我的可悲际遇加以真诚的解剖。作者的人生道路与痛定思痛之际的反思，在一代知识分子中颇具典型性，因而具有普泛的代表意义。 巧合的是，另一位北大著名学者周一良的自传性质的回忆录《毕竟是书生》，也于同年刊行。虽然这两部书的体例和立意不尽相同，但并不妨碍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比对参照阅读。 人们很容易地将二人并论，不仅仅因为二位都是名闻海内的硕学鸿儒，对中国历史、哲学研究的学术成就为世人看重；还因为解放后，尤其是在文革十年间他们人生道路与命运颇多相似处。文革开始，二人都是“反动学术权威”，而被打倒在地，遭遇抄家、批斗、关进牛棚的命运。1974年因批林批孔运动而成立“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”，亦即人们熟知的“梁效”，其中就有冯友兰和周一良。这使他们过了两年多的“顺境”。“四人帮”倒台以后，一夜之间，梁效成员成了现行反革命。成员写材料，揭发，交代，大会小会相结合进行批判，审讯，斗争，用周一良的话来说，是“全套作法与‘文革’毫无不同”，可谓“以‘四人帮’之道，还治梁效之身”。 遑论当初，即使二十多年后的今天，在知识分子的心目中，“梁效”也依然是他们所归属阵营的难以洗刷的耻辱，犹如无数受难的知识分子是他们难以忘怀的记忆一样。更不要说“四皓”之不见容于清流横议了。舒芜有《四皓新咏》，其中二绝分咏冯友兰和周一良（另有两首分咏同为“四皓”之魏建功、林庚）： 贞元三策记当年，又见西宫侍讲筵。莫信批儒反戈击，栖栖南子是心传。 射影含沙骂孔丘，谤书筦钥护奸谋。先生熟读隋唐史，本纪何曾记武周？ 《四皓新咏》在当年的学者圈中，颇多传诵或步韵和唱者，足见人心大快、敌忾同仇的情景。周一良还收到一位“老朋友”的匿名函，上面大书“无耻之尤”四字。对于自己在梁效班子里的活动，冯友兰和周一良都有事实陈述和辩解之辞。周的说法是：“其实几名老教授主要是起装点门面以为号召作用，同时供顾问咨询。”认为“几十年前古典文献的训练，今天居然服务于革命路线，总算派上用场，不免欣然自得，忘却疲劳。”因而深信“为人不作亏心事，半夜不怕鬼敲门”。冯友兰每次承蒙毛主席接见，都会事后感激涕零地献诗，如1962年的“怀人堂后百花香，浩荡春风感众芳。”1972年的“若有东风勤著力，朽株也要绿成荫”。按照今天的阅读感受而言，这等诗句直与前朝历代的御前文学侍从的阿谀奉承之词无甚差别。更有甚者，1974年发表的《咏史》组诗中的“则天敢于作皇帝，亘古中华一女雄”，多少有逢迎格外垂青于他的江青之嫌，也难怪时人对此嗤之以鼻。 在那样一个知识分子竞折腰的年代，不应该厚责冯、周的选择，如同无法指摘郭沫若、周扬的言行一样。对“四皓”冷嘲热讽的舒芜，在胡风事件中落井下石，不也同样为同是知识分子的读书人所诟病吗？这样说，并非一网打尽，“洪洞县里无好人”，也不是故意忽略正直刚烈的知识分子的存在意义——比如老舍、胡风、梁漱溟、陈寅恪的刚烈或坚韧，而只是想说明，尽管台下受害者与台上风光一时者、失意者与得意者、顺从者与反抗者，彼此有著本质的区别，但其实都是笼罩在时代大悲剧下的个人悲剧，都是在人家搭好并导演的舞台上或被动、或违心地扮演角色，并没有多少可供选择的空间。所谓“覆巢无完”、“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”是也。像陈寅恪先生所推崇标举的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，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，共三光而永光”，在现代中国只能是一种不可企及的理想，所以，陈先生自己也无奈地说：“最是文人不自由”，学者之不自由亦如文人。 这里显然无法简单地以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脊梁骨不硬，或者膝盖软弱来解释。乱世之中，能够“苟全性命于乱世”已经不易，如果还想坚守自己的人格与尊严，也只有像傅雷、翦伯赞、老舍自杀那样选择“自绝于人民”。冯友兰曾经以“若惊道术多迁变，请向兴亡事里寻”来概括自己五六十年代的学术经历，细加揣摩，不能不令人感到悲哀以至痛心。林彪说过的极其霸道的话：“理解的要执行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。”也揭示了知识分子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惟一选择：放弃学术个性与思想立场，无条件地投身于社会改造的洪炉之中，接受脱胎换骨的洗礼。因而，事过境迁之后，自我盖棺论定曰“毕竟是书生”，既可以看作自我解释与辩解，亦可视为隐隐的忏悔与反省。若细加寻绎，里面其实还包含著一层耐人寻味的“书生”之傲气。说到忏悔，冯友兰在《三松堂自序》中自陈，过去三十年中“毫无实事求是之意，而有哗众取宠之心，不是立其诚，而是立其伪。”不可谓不沉痛--冯氏此言，早于周氏十年说出，尤见可贵。 二书的价值当然不仅在透露出来的这些文革历程，虽然这或许是我们读后深思而感慨最多的部分。其实，这两部回忆录中讲述的家世、交游，从幼承庭训、求学异域到执教名府的身世经历，以及关涉的众多人事掌故，扩而及于身家之外的时代背景与社会风貌，多有足广见闻者。所以，他们的“八十自述”，虽然是“微小叙事”，但实在有助于我们把握近百年来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这一“宏大叙事”。就此而言，二人的典型意义自是不言而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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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阳飞越, on December 2, 2008, said:
冯友兰（1895.12.04～1990.11.26），字芝生，河南南阳唐河人。1912年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，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，1919年赴美留学，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。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、广东大学、燕京大学教授、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。抗战期间，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。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。1948年末至1949年初，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。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、印度德里大学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。1952年后一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。 1923年夏，冯友兰以《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》（又名《天人损益论》）顺利通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答辩，获哲学博士学位。是年秋回国后，沿博士论文方向写成《一种人生观》。1924年又写成《人生哲学》，作为高中教材之用，在这本书中，冯友兰确立了其新实在主义的哲学信仰，并开始把新实在主义同程朱理学的结合。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，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，分别于1931年、1934年完成《中国哲学史》上、下册，后作为大学教材，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。 从1939年到1946年7年冯友兰连续出版了六本书，称为“贞元之际所著书”：《新理学》（1937）、《新世训》（1940）、《新事论》（1940）、《新原人》（1942）、《新原道》（1945）、《新知言》（1946）。通过“贞元六书”，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，使他成为中国当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。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冯友兰学术思想的转型期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冯友兰放弃其新理学体系，接受马克思主义，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。著有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第一、二册、《中国哲学史论文集》、《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》、《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》、《四十年的回顾》和七卷本的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等书。 《哲学家指南》的20世纪的中国哲学家中收录冯友兰。 冯友兰先生20世纪40年代的哲学史作品是《中国哲学简史》，这是一本深入浅出、出神入化的书。每次看都使人觉得精神很清新，把中国哲学的精髓用很简单的话语表现出来，是很好的一本书。 2 冯友兰的《中国哲学简史》 冯友兰的《中国哲学简史》本是为西方读者了解中国哲学而用英文写就的，后有“法、意、西、南、捷、日、朝、中文译本”，且出版后几十年来，“一直是世界各大学学习中国哲学的通用教材。”据说在西方大学中，凡开设中国哲学课程的，冯友兰的《中国哲学史》是第一本必读之书。这样一本书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已自不待言，而尤为可贵者，其对于今日中国的读者亦不失为一本教益丰厚的文化经典。李慎之先生常说：“中国人了解、学习、研究中国哲学，冯友兰先生是可超而不可越的人物。”其依据之一就是冯先生的《中国哲学简史》。之所以如此，我想有如下原因：1﹒书小容量大。与冯先生四百万言的著作相比，二十三万言的《简史》，不可不谓“小”，然而它又是“冯先生的哲学与哲学思想融铸的结晶。”冯先生在该书的自序里也说，此书是“小景之中，形神自足，非全史在胸，易克臻此。”故可谓，“择焉虽精而语焉尤祥也”。2﹒视野开阔。以一本篇幅有限的哲学史专著，打通古今中外的相关知识，虽是蜻蜓点水，仍不失哲人洞见。特别是作者对现实问题的怀，颇具“读书不忘救国，救国不忘读书"的爱国风范。3﹒文体杨晓。许多读者都有同感：读冯先生的书，你或许不同意他的某些观点，但你绝不会不明白他的观点。西人言，文体畅晓，其智乃见（Brevityisthesoulofwit）。综此三者，冯友兰先生的《中国哲学简史》恐是学习中国哲学，特别是中国哲学史的最好选择之一。 3 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总结部分 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总结部分写的十分简明扼要。这个总结部分，在我看来所有学中国哲学的人都应该注意。虽然写的很短，但是这位哲学老人显得很自信和乐观，正是他伟大的遗言和对中国哲学的伟大预言。《中国哲学史新编•自序》中说：“中国是古而又新的国家。《诗经》上有句诗说：‘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。’旧邦新命，是现代中国的特点。我要这个特点发扬起来。 这个“总结”很重要，可视为冯先生的“晚年定论”，无论功之者，罪之者，都能从中体会出很多东西。冯先生说过，他是用生命写作的，那么，《新编》的“总结”可说是生命的最后结晶，它不仅是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的总结，而且是冯先生哲学思想的总结。 4 冯友兰《中国哲学史》审查报告•陈寅恪 窃查此书，取材谨严，持论精确，允宜列入清华丛书，以贡献于学界。兹将其优点概括言之，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，其对于古人之学说，应具了解之同情，方可下笔。盖古人著书立说，皆有所为而发。故其所处之环境，所受之背景，非完全明了，则其学说不易评论，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，其时代之真相，极难推知。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，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，欲藉此残余断片，以窥测其全部结构，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，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，始可以真了解。所谓真了解者，必神游冥想，与立说之古人，处于同一境界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谐，表一种之同情，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，而无隔阂庸廓之论。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，与今日之情势迥殊，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？但此种同情之态度，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。因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，或散佚而仅存，或晦涩而难解，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，绝无哲学史之可言。然若加以联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，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：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，所居处之环境，所薰染之学说，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。由此之故，今日之谈中。国古代哲学者，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。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，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。其喜论愈有条理统系，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。此弊至今日之谈墨学而极矣。今日之墨学御制诗免，颇疑其有所为而发1此事因难证明，或亦闻寅俗承命审查偶君之作，谨具报告书，井陬著推论之余凭据鹳中☆哲学臾上册审查报告撰与时代性有关，斯又利用材料之别一例也义放后，以求教正焉。（原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一九三零年本） 5 冯友兰的《三松堂自序》 冯友兰于1981年，以86岁高龄口述完成的《三松堂自序》，1984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后，引起较大反响。由于绝版多年，书肆间很难访觅其踪，所以此次重印，无异新作，理所当然地备受人们关注。这本老境之作在冯友兰的著述系列中有著特殊的意义：其一，对自己一生经历和他所生活的时代都有生动的记述，即作者自言的“忆往思，述旧闻，怀古人，望来者”，使我们全面了解其人其事；其二，作为卓然自成一家的哲学家，这里描述了自己的学术道路，剖析了学术思想变迁，按照“知人论世”的古训，读其书者不可不先读这本《自序》，亦即作者所言：“非一书之序，乃余以前著作之总序也。世之知人论世、知我罪我者，以观览焉。”其三，《自序》可看作一部“忏悔录”，对自己在过去三十年间接受批判、自我批判、改造思想的过程中，放弃独立思考，人格上失去自我的可悲际遇加以真诚的解剖。作者的人生道路与痛定思痛之际的反思，在一代知识分子中颇具典型性，因而具有普泛的代表意义。 巧合的是，另一位北大著名学者周一良的自传性质的回忆录《毕竟是书生》，也于同年刊行。虽然这两部书的体例和立意不尽相同，但并不妨碍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比对参照阅读。 人们很容易地将二人并论，不仅仅因为二位都是名闻海内的硕学鸿儒，对中国历史、哲学研究的学术成就为世人看重；还因为解放后，尤其是在文革十年间他们人生道路与命运颇多相似处。文革开始，二人都是“反动学术权威”，而被打倒在地，遭遇抄家、批斗、关进牛棚的命运。1974年因批林批孔运动而成立“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”，亦即人们熟知的“梁效”，其中就有冯友兰和周一良。这使他们过了两年多的“顺境”。“四人帮”倒台以后，一夜之间，梁效成员成了现行反革命。成员写材料，揭发，交代，大会小会相结合进行批判，审讯，斗争，用周一良的话来说，是“全套作法与‘文革’毫无不同”，可谓“以‘四人帮’之道，还治梁效之身”。 遑论当初，即使二十多年后的今天，在知识分子的心目中，“梁效”也依然是他们所归属阵营的难以洗刷的耻辱，犹如无数受难的知识分子是他们难以忘怀的记忆一样。更不要说“四皓”之不见容于清流横议了。舒芜有《四皓新咏》，其中二绝分咏冯友兰和周一良（另有两首分咏同为“四皓”之魏建功、林庚）： 贞元三策记当年，又见西宫侍讲筵。莫信批儒反戈击，栖栖南子是心传。 射影含沙骂孔丘，谤书筦钥护奸谋。先生熟读隋唐史，本纪何曾记武周？ 《四皓新咏》在当年的学者圈中，颇多传诵或步韵和唱者，足见人心大快、敌忾同仇的情景。周一良还收到一位“老朋友”的匿名函，上面大书“无耻之尤”四字。对于自己在梁效班子里的活动，冯友兰和周一良都有事实陈述和辩解之辞。周的说法是：“其实几名老教授主要是起装点门面以为号召作用，同时供顾问咨询。”认为“几十年前古典文献的训练，今天居然服务于革命路线，总算派上用场，不免欣然自得，忘却疲劳。”因而深信“为人不作亏心事，半夜不怕鬼敲门”。冯友兰每次承蒙毛主席接见，都会事后感激涕零地献诗，如1962年的“怀人堂后百花香，浩荡春风感众芳。”1972年的“若有东风勤著力，朽株也要绿成荫”。按照今天的阅读感受而言，这等诗句直与前朝历代的御前文学侍从的阿谀奉承之词无甚差别。更有甚者，1974年发表的《咏史》组诗中的“则天敢于作皇帝，亘古中华一女雄”，多少有逢迎格外垂青于他的江青之嫌，也难怪时人对此嗤之以鼻。 在那样一个知识分子竞折腰的年代，不应该厚责冯、周的选择，如同无法指摘郭沫若、周扬的言行一样。对“四皓”冷嘲热讽的舒芜，在胡风事件中落井下石，不也同样为同是知识分子的读书人所诟病吗？这样说，并非一网打尽，“洪洞县里无好人”，也不是故意忽略正直刚烈的知识分子的存在意义——比如老舍、胡风、梁漱溟、陈寅恪的刚烈或坚韧，而只是想说明，尽管台下受害者与台上风光一时者、失意者与得意者、顺从者与反抗者，彼此有著本质的区别，但其实都是笼罩在时代大悲剧下的个人悲剧，都是在人家搭好并导演的舞台上或被动、或违心地扮演角色，并没有多少可供选择的空间。所谓“覆巢无完”、“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”是也。像陈寅恪先生所推崇标举的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，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，共三光而永光”，在现代中国只能是一种不可企及的理想，所以，陈先生自己也无奈地说：“最是文人不自由”，学者之不自由亦如文人。 这里显然无法简单地以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脊梁骨不硬，或者膝盖软弱来解释。乱世之中，能够“苟全性命于乱世”已经不易，如果还想坚守自己的人格与尊严，也只有像傅雷、翦伯赞、老舍自杀那样选择“自绝于人民”。冯友兰曾经以“若惊道术多迁变，请向兴亡事里寻”来概括自己五六十年代的学术经历，细加揣摩，不能不令人感到悲哀以至痛心。林彪说过的极其霸道的话：“理解的要执行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。”也揭示了知识分子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惟一选择：放弃学术个性与思想立场，无条件地投身于社会改造的洪炉之中，接受脱胎换骨的洗礼。因而，事过境迁之后，自我盖棺论定曰“毕竟是书生”，既可以看作自我解释与辩解，亦可视为隐隐的忏悔与反省。若细加寻绎，里面其实还包含著一层耐人寻味的“书生”之傲气。说到忏悔，冯友兰在《三松堂自序》中自陈，过去三十年中“毫无实事求是之意，而有哗众取宠之心，不是立其诚，而是立其伪。”不可谓不沉痛--冯氏此言，早于周氏十年说出，尤见可贵。 二书的价值当然不仅在透露出来的这些文革历程，虽然这或许是我们读后深思而感慨最多的部分。其实，这两部回忆录中讲述的家世、交游，从幼承庭训、求学异域到执教名府的身世经历，以及关涉的众多人事掌故，扩而及于身家之外的时代背景与社会风貌，多有足广见闻者。所以，他们的“八十自述”，虽然是“微小叙事”，但实在有助于我们把握近百年来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这一“宏大叙事”。就此而言，二人的典型意义自是不言而喻。